中華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紛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開歷史長卷，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里羌人盡漢歌”；從邊疆民族習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褲”、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隨處可見的舞獅、胡琴、旗袍等，展現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鑒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輝映，中華文化歷久彌新，這是今天我們強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

　　▲洛陽龍門石窟景區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頭像。（新華社記者 王頌 攝）

鮮卑族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公元386年，鮮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權，逐步實現了局部統一。為鞏固統治地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緩和民族矛盾，北魏統治者逐步實施漢化改革。到第七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執政時期，改革被推到極致。

公元472年，年幼的拓跋宏在祖母馮太后和眾大臣陪同下于春耕日籍田。自秦漢以來，中原最高統治者在春耕前率百官親耕農田，行籍田典禮，以顯示對農業的重視。出身游牧民族的北魏皇帝以借鑒中原地區傳統的方式，表明了推進漢化改革的決心。

除政治上改革官制、經濟上實行均田制外，孝文帝改革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將都城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往洛陽。

洛陽，古稱“天下之中”“中州之地”。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據《魏書·高祖紀》載，公元490年，“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

遷都中原后，孝文帝更加積極地吸收中原先進文化和制度。例如，尊孔子，為群臣“班賜冠服”，并“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依漢律制定禮樂刑罰；學漢語，令文武百官說漢語、穿漢服；改姓氏，改鮮卑姓氏為漢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

孝文帝推行的改革，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中國歷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它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權封建化進程，北方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糧食產量增多，手工業和商業日趨活躍；另一方面，緩和了此前因長期戰亂而導致的民族矛盾，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融合，為國家重新走向統一奠定了基礎。

云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被譽為“中國三大石窟”。其中，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均始建于北魏時期，是北魏王朝留給后世的珍貴文化遺產。這些石窟留存著民族融合的深刻歷史印記，是多元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鑒的結晶。云岡石窟中雕鑿于北魏孝文帝時期的窟龕，深受漢文化影響，造像面容清秀、雕飾奇麗，服飾也體現出南朝士大夫“褒衣博帶”的典型裝扮。同樣的“秀骨清像”，也出現在北魏遷都洛陽后雕鑿的龍門石窟中。

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時強調，要深入挖掘云岡石窟蘊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內涵，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殷切囑咐為我們正確認識云岡石窟的價值指明了方向。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歷史趨勢，交融統一則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永恒的主題。秦代開啟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歷程，此后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順應了歷史潮流，而此后的金、元、清等朝代的統治者也都繼承了這一傳統，推動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

可以看到，在北魏時期，統治者在大規模學習中原先進文化的同時，中原地區也受到鮮卑族等北方游牧民族剛健質樸氣息的影響。北魏民歌《李波小妹歌》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一位深受游牧文化影響的漢族女子驍勇的形象躍然紙上。字里行間，透著颯爽之氣。

文化的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而是相互融通。各民族文化交相輝映、交融互鑒，成就了中華文明的精彩紛呈、博大精深。回溯歷史，從戰國時期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向北方游牧民族學習騎馬射箭之道，到唐代絲綢之路繁榮，西域的胡旋舞、龜茲樂舞以及服飾等成為長安的時尚，再到宋末元初，漢族女子黃道婆融合海南黎族紡織技術與江南紡織技藝，創“衣被天下”之盛景……一部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融匯聚的歷史。

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從古代的孝文帝改革、邊疆民族習用“雅歌儒服”、中原盛行胡衣胡帽，到今天隨處可見的舞獅、胡琴、旗袍……總書記如數家珍地講述，聽者耳熟能詳，引起廣泛共鳴，進一步激發了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豪感、自信心。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是對中華文明五千年來之所以根深葉茂、綿延不絕的解答。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脈，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創造著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因此而繁榮壯大、經久不衰。

（本文刊發于《中國民族報》2021年1月26日05版，執筆：李翠。）

監制 | 楊新華 肖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