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2022中國足協杯第二輪比賽中，一支來自甘肅的“草根”縣級球隊——涇川文匯，爆冷淘汰了老牌職業球隊北京國安，一時間火上熱搜。從默默無聞到一戰成名，在涇川文匯的足球素養和拼搏精神之外，人們也開始關注這支縣級球隊和它背后低調而隱秘的小城——涇川。

涇川，因地處涇河川腹地而得名，如今的它作為一個位于甘肅東部、陜甘交界處的小縣城隱入了歷史的塵煙。但在千年之前，涇川已成為古文化孕育的搖籃，先秦典籍對此有多處記載。早在夏朝，涇川縣境屬雍州；商朝時期，縣境內建有阮國和共國等方國；周朝時的涇川則被置為北地郡。古稱涇州的這里，更是地處絲綢之路北段的要沖。它東與甘肅寧縣及陜西長武縣交界，西接崇信和崆峒，南鄰靈臺，北靠鎮原和西峰。從漢代開始，以涇州為中心的安定郡便成為許多朝代的郡治所在，自古以來是西出長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鎮，更是佛教東傳西去、僧侶往來云集之區，于數千年間親歷了多民族的遷徙交融與貿易往來。

涇川縣地圖。

涇川除了擁有百里長廊的石窟群，成為佛教傳入中土的見證之外，還三次出土舍利且舍利數量冠中國，為全國獨有之史跡。石窟、古墓、碑刻……這些文物彰顯著涇川以西王母文化、佛教文化為代表的特色地域文化，更生動體現出這片土地上多民族相交相融、相親相惜的民間智慧和繁榮盛況。

石頭上鑿出的傳奇

沿著涇川境內涇河兩岸，512個石窟、5眼窟中石井所組成的百里石窟長廊，是絲綢之路西出長安后現存最大的地上遺址，也是涇川和諧、富庶、文明的鏡子，照出整個絲綢之路歷史閃光的一面。

涇川縣石窟寺分布圖。

百里石窟長廊，起于回山之上的王母宮石窟。回山拔地而起，涇河環其左，汭河環其右，王母宮則高居于山巔。中華民族是古之眾多民族融匯的結果，古部族多已不在，但其部族中的優秀人物卻以神人貢進廟堂，代代傳敬，留下中華民族尊重先人的習俗，西王母即是供人崇拜祭祀的神靈之一。《山海經》曾記載，古中國有神人，名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齒，蓬發戴勝”。西王母可表達天帝之意，化育萬物，佑民生息。西漢武帝元封年間，西王母宮在涇川興建，成為中國最早、最大的西王母祖廟，后來經歷了多次重修。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王母宮石窟”，是北魏時期重新興建的佛教造像，也稱“大佛洞”。大佛洞高約11米，寬14米，深11米，為中心塔柱式建筑。中心塔柱及洞窟各面壁上，全為石刻造像及裝飾，有馱著寶塔的白象、千佛、力士、眾菩薩等形象，規模宏大，裝飾華麗。

王母宮石窟全景。

中心柱南立面造像。

在古代人民精湛的藝術創造下，王母宮石窟以宏大生動、栩栩如生的造像，有冥漠天遙之感，守望著規模巨大的百里石窟長廊。在涇川城東約十多里的涇河北岸，是著名的南石窟寺，現存東大洞與羅漢洞二窟。以南石窟為中心，沿涇河兩岸的石窟群、石窟龕形成了國內罕見的百里石窟長廊。與南石窟寺相對，北石窟寺位于蒲河與茹河交匯處的東岸石崖之上。在這里，我們能從形如麥積山的巨石上所開鑿的洞窟，窺見古人的巧奪天工。

南、北石窟寺所在地，在北魏時期均屬涇州管轄。史書記載，北魏大將軍奚康生性格粗莽殘暴、多有殺戮，在鎮壓多起和尚起義的事件后，雙手沾滿鮮血的奚康生選擇以“普救眾生”的仁慈之心皈依佛門。永平三年（510），兼任涇州刺史的奚康生著手修建佛窟，南、北石窟寺由此而來。

涇川南石窟寺造像。（唐大華 供圖）

然而，為何我們現在看到的涇川石窟，多是開鑿在險峰狹崖之上？千年之間，涇川石窟中一直住著從長安西上、或從西域東來的僧侶信士們，也在戰亂時期容納過為躲避戰火、土匪的平民百姓。這些來自各邦各族的人們把石窟建于懸崖之上，在絕境之中得以保全性命。

如今，存在千年的石窟以其中精美的建筑與雕塑，引我們進入那個輝煌的時代。長廊沿路，留存著歷朝歷代各類文物數千件，戎、羌、吐蕃、鮮卑、藏、蒙、維、回、滿族文化遺存豐厚。涇川縣完顏村中，如今還聚居著中國關內現存最大規模的完顏后裔，他們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頗具金代建筑風格和滿族建筑特色的傳統廟堂式宗祠和碑刻；古時的羌族也稱西戎，他們逐水草游牧，遍及青海、甘肅等地，《后漢書·西羌傳》記載，羌族曾在東漢時期遷到涇川所在的安定郡；唐朝安史之亂后，涇川成為吐蕃與中原的戰場要塞，公元763年起，涇川更是被吐蕃占領六年，經歷了多元文化的沉淀與融合……自西漢起，涇川成為各國僧人沿絲綢之路翻越隴山進入中國內地的第一站，也是多民族文化長時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傳播之地。作為絲綢之路的路標和里程碑，百里石窟長廊仿佛展映著當年中華文明的宏大場景。通過它，我們得以仰望文明的高度。

佛祖舍利供養圣地

1964年12月，涇川關公社賈家莊生產大隊的社員在涇河北岸平整土地時，挖出一座磚砌窖室，室內安置了一個長方形青色石函。石函由五重組成：石函、銅匣、銀槨、金棺，內置琉璃瓶，瓶中裝有大小14粒舍利。石函上刻有一千多字楷書的《朝散大夫行司馬孟詵撰涇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銘并序》，四周以纏枝蓮紋點綴。

涇川大云寺地宮出土的舍利石函及銅匣、銀槨、金棺、舍利瓶，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

在佛教中，佛陀舍利是修行卓著的高僧通過戒、定、慧的修持所得，非常稀有。而涇川大云寺的14粒舍利正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的佛骨舍利，由隋文帝下令供奉在此。大云寺的前身，即隋代的大興國寺。

公元601年，涇州古城的大興國寺里，僧尼肅立，主持莊嚴，等待盛著舍利的容器徐徐落入石函之中。與此同時，分布在全中國各地的其它29個寺院也等待著這一刻的到來，共同完成盛大的舍利入土儀式。舍利凝聚著舉國的思想和信仰，寄托著萬民的祈愿，深埋于黃土地表之下。直到千年之后，才于現代重現天光。

大云寺舍利出土不久，1969年冬，在原址之上，人們又發現了一個刻有“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字樣的長方形石函，內置大銅函，銅函內盛小鎏金銅函，其內置琉璃瓶，瓶中裝有32粒舍利。根據石函上的銘文介紹，這是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涇州寶寧寺和尚慧明為佛祖造像時安奉的，以求“合國黎庶俱登正覺”之愿。

2013年，復建的大云寺東墻外，又發現了宋代龍興寺的地宮，在這一窖藏中，“古絲綢之路上的重大考古發現”驚艷了世人——古代僧人搜集供養的佛牙佛骨和諸佛舍利2000余粒悉數出土。

從1964年到2013年，涇川的同一區域3次出土佛舍利，堪稱世界佛教史上絕無僅有的人間奇跡。而歷史上的涇川，正是多民族交匯最為頻繁、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佛教文化眾生平等教義，成為了維系民族友誼和團結的紐帶。舍利寄托著人們期盼國運昌盛、祥瑞屢現的善念，也折射出千百年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

珍稀的八思巴文碑碣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統一中原后，首創帝師制度，讓來自于藏傳佛教的帝師統領天下宗教事務。從此之后，帝師成為中原的中央政府與遠在西陲的西藏相聯結的橋梁，促進蒙、藏、漢民族文化的融合，推動中華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

元朝第一位帝師八思巴希望減少各民族人民交流的障礙，便借鑒女真、契丹等民族的做法，創造自己的文字，于公元1269年向全國推行他創制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從形式上看，八思巴文屬拼音文字，脫胎于古藏文字母，共有41個字母，有音無義，全部字數也只有1000多個。但由于元朝文化發達，無論是元曲還是白話文都逐漸在民間普及，導致八思巴文在百姓群體中的生存空間極其狹窄。也正因如此，以八思巴文留下的歷史資料極為稀缺和珍貴。

國內罕見的八思巴文相關文物，出現于涇川。1289年（一說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給涇州花嚴海印水泉禪寺和過往使臣頒下一道圣旨，其中詳細地敘述了當時的宗教政策。漢語意思是：“寺院、房舍里使臣不要住宿，不要抓捕馬、支應，不要搶奪水土、碾磨等物品。他們（指僧人）也不要依仗圣旨做越軌的事情。”忽必烈通過這道圣旨詔令地方官員與當地僧人和諧共處，強調各教平等、百姓團結，并將當時的年份按照農歷十二生肖記為“牛兒年”。1295年，花嚴海印水泉禪寺的僧人將該圣旨刊刻于碑，命名《鎮海之碑》，也就是我們現在在涇川縣城王母宮中能看到的珍貴碑刻——八思巴文碑，同時勒石的還有《鎮海之碑》背面的《敕賜花嚴海印水泉禪寺記并序》。作為八思巴文異常珍貴的遺存，《鎮海之碑》生動映射出當地民族交融的進程，也成為元代及中國歷史上蒙、藏、回、漢等各族人民大團結、維護和平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實見證。

　　涇川元八思巴文圣旨碑《鎮海之碑》，現藏于王母宮石窟文物管理所。

除了雄壯的石窟、數量巨大的舍利、珍稀的八思巴文碑，涇川還以有著60萬年前甘肅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遺址而聞名；5萬年前的“涇川人”頭蓋骨化石，是人類已經進化成現代人的有力證據；縣城以北的古城遺址上，商周時期的彩陶、蚌飾、貝幣及青銅器物數不勝數；位于涇河對岸的大云寺，歷史上是武則天敕令珍藏《大云經》的皇家寺院，寺院內保存著大量唐宋時期的建筑遺跡。

從夏朝置縣于雍州開始，千年來，涇川無言地親歷著歷史高光時刻，并用完整且連續的文物史卷生動記載了中華民族團結發展的歷史主旋律。涇川以燦爛的人文家珍，展現著中華民族水乳交融的歷史足跡，凸顯出中華民族在民族交融中的人文成就，也蘊含著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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